新闻网讯（通讯员 段骎芮）10月19日晚，第2416期人文讲座在线上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系主任、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院长李玉尚为师生带来了主题为“中国之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的讲座，从黄渤海鲱鱼的历史、中国四大海洋经济鱼类的形成及历史、珍稀水族与南海海疆形成三个方面讲述了海洋鱼类开发的历史。

李玉尚谈起了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研究的缘起。“历史地理学应该进入其他学科里”，为了推进研究，李玉尚进行了多方面尝试，最终从一个沿海方志中的物产志获得突破口。其中提及的鱼类，便是黄渤海鲱鱼。李玉尚说，黄海鲱鱼别名青鱼，是一种冷水性鱼类。其产量的大起大落在历史上已有多次记载，在今天的海洋生态学中也仍是未解之谜。李玉尚介绍，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利用和模型的构建，研究者得出影响鲱鱼数量的最主要因素是海水表层温度的结论。

李玉尚从研究基础由资源数量到渔获数量的变化引出了中国四大海洋经济鱼类的形成及历史问题。他指出，中国四大海洋经济鱼类包括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

中国四大海洋经济鱼类主要供应不同的区域与人群。南宋以后随着江南城市化以及冰鲜业的普及，大黄鱼成为江浙地区第一大渔业经济。明清时期冬汛带鱼的大量捕捞正可解决山丘地区冬季缺粮的难题，以至于明代带鱼就成为福建第一大渔业。小黄鱼的大规模开发是在嘉道之后，主要供应平常民众，江南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吕泗和舟山两个渔场得到开发。墨鱼也是在清代中期之后，由于内陆市场的巨大需求才跻身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它对于沿海外缘岛屿的开发，特别是嵊山列岛和中街山列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珍稀水族与海疆形成方面，李玉尚指出，清代南海海疆的开发主要是由海参、玳瑁等珍稀水族在中国市场上的巨大需求引发的，其中尤以海参最为重要。康熙平定台湾之后对于海疆的初步开放、乾隆时期对于海洋渔业的政策、“康乾盛世”的出现以及相伴随的巨大的全国性水产市场的形成等都促进了沿海、近海乃至外海岛礁和渔场的开发。此外，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乾隆及其之后渔民积极的海上开拓活动使得中国海疆的形成与陆疆同步。从这种意义上说，清代在历代海疆开发史的地位是相当关键的。

李玉尚对这方面的研究表示遗憾，受渔民群体弱小和渔获物被某些人视为“臭鱼烂虾”的“士大夫”情怀影响，当代学者仍然对于清代海疆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缺少深刻和有分量的研究。这也让我们去思考，“臭鱼烂虾”能否登入中国史之“大雅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