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 李名）10月12日晚，第2414期人文讲座在线上举行。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赵维江为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宋词与元曲的对接”的讲座，细致地讲述了词和曲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以及词曲是如何对接的问题。

赵维江从宋词和元曲的概念谈起。可以确定的是，词和曲都是产生于特定时代、有创作文本支撑的当时流行歌曲的歌词，但是两者也有很大差别。从音乐系统来看，宋词是南曲，元曲是北曲；从声韵系统来看，宋词属江淮官话，保留了入声且三声不通协，元曲属中原音韵，入派三声且三声通协。赵维江强调，词曲既然都属于音乐文学，就必然要从音乐层面和文辞层面深入分析。

在音乐层面，赵维江认为一种新兴的民族音乐形式在中原地区出现和盛行造成了词曲过渡。这种新兴的北曲不完全等于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它依然是以中原音乐为主体，只是改变了原有的气质和唱法。赵维江提到的有力证据是，元曲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牌调与宋词同名，用北曲唱宋词，体现了同名但不同形和不同质的关系。

在文辞层面，文人的雅词和民间的俗词是两条不同的路线。在俗词方面，宋金时期民间俗词创作繁盛。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诸多耍令、耍曲，赵维江认为这些深处瓦肆勾栏里的调派具有天然的趋俗性，形式上有向曲过渡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第一，文辞格式显露随意性，不讲究文义；第二，在审美情趣上突出朴野俚俗风格；第三，文体功能上的叙事化转向；第四，文体形制上破体扩容，赚词成为一种很关键的过渡体。

除了俗词，雅词对元曲的滋养也不可忽视。赵维江提出，元曲散曲中的小令很大程度受到雅词的影响，而且雅词是对曲体化育、滋养和提升的温床。透过元代陈草庵所作26首曲调一样的《山坡羊》，可见元代文人小令的体式从发生之初就体现出一种规范化的倾向。

此外，在元曲一律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宋词名家名作的样板作用和导向作用显得非常重要。这其中，赵维江强调了苏轼、辛弃疾、元好问和柳永的特别意义。在元曲的创作中，对苏轼的接受主要是基于对其人格精神的认同，豪放不羁的词风成为金元词坛的主调，也成为新兴北曲的主调；对柳永的青睐主要是基于对其语言风格和审美趣味的认同，在雅俗之间，金元人在柳永身上找到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入手处。

赵维江总结表示，无论是俗白风格的本色派，还是倡导清雅和走词化道路的文采派，都是把宋词当成体制风范和精神价值本源，元曲对宋金词人的欣赏和借用，客观上也揭示了词曲递嬗的线索和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