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 刘欣然）5月18日晚，第2399期人文讲座在线上和线下同步举行。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18luck新利电竞 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为师生带来了主题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阶段与思路”的讲座，从国家治理及其制度基础、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阶段和新技术革命对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挑战三方面剖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阶段、思路以及今后之要题。

王绍光强调，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大有大的难处”，而中国正是一个大国，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在分析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时，都应考虑国家体量这一重要前提。

王绍光提出治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与途径，而是指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途径能力。在这一基础上，王绍光认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是基础性国家治理能力，即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其中，强制能力是其他基础性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王绍光指出，上述基础性国家治理能力的性质存在差异，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是属于近代国家的基本能力，而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能力。

王绍光认为中国国家治理可以分为无治、独治和共治三个历史阶段。

1851年至1949年为无治阶段，表现出太多权力中心的特点。在这一阶段，近代国家的基本能力呈现出全面缺乏的状态，国家、政府、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崩溃呼唤应对总体危机的总体解决方案。

1950年至1982年为独治阶段，表现出国家是唯一权力中心的特点。在这一阶段，正式国家机器行使近代国家的基本能力，社队和单位作为准国家机器行使现代国家的基本能力，没有、也不允许其他势力染指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取得较大成就。

1983年至2020年为共治阶段，表现出国家只是权力中心之一的特点。政社及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促使了国家治理转向共治阶段。在这一阶段，基础性国家能力都是由国家机器行使的。王绍光认为，中国目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在总体上有了全面、大幅的提高。

王绍光指出，新技术革命对基础性国家能力提出了新挑战。王绍光提到，如果从常规的发展阶段视角认识国家治理的新阶段，中国应参照欧美日相应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与治理方式进行学习和赶超。与此同时，可以从新技术的视角来考察和认识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在此视角下，中国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同步迈入超历史的新时代，同步探索新治理方式。王绍光认为，在共治2.0的新阶段，国家治理的要题当为“国家将如何统领其它权力中心”。王绍光指出，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仍待思考，并再次强调了基础性国家能力是治理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