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 庄子萌）10月18日晚，第2331期人文讲座在同济医学院一号教学楼六楼3中教室举行。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为师生们带来“日本天皇与中日关系”的讲座。

刘江永从日本天皇对年号的选择引入了对天皇制的介绍。日本天皇年号大都取自中国古代典籍，第一个天皇年号“大化”，取自中国《易经》中的“大化流衍，生生不息”，1989年“平成”年号取自《史记•五帝本记》中“内外平成”和《书经•大禹漠》中“天地平成”，而安倍内阁确定的日本新年号“令和”是第一次选择非中国典籍的年号。刘江永指出，新年号“令和”虽源于日本古籍《万叶集》中诗句“初风令月，气淑风和”，但这句诗与中国古代文学脱不开关系，故“令和”这个年号仍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直接而深远影响。

刘江永不认同郭沫若“岁月两千玉帛，春秋八十干戈”的中日关系概括，认为中日关系即便在和平年间也并不总是友好共处的。从有记载的日本皇室变迁的角度看，中日两国交往大体经历了八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期，繁盛期，疏离期，对立期，海禁到勘合贸易期，交恶到恢复期，战乱期和和平期。刘江永分别介绍了各时期中日两国国内情况和当时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此解释两国关系变化发展的原因。

刘江永指出，“天皇”称谓的形成经历了一段过程，日本首次正式对外使用“天皇”称呼，出现于608年圣德太子再度派使节出使隋朝的国书中，之后孝德天皇掌权后仿效唐朝政治制度推行改革后首次使用年号“大化”。此后约二百年，日本都城位于奈良，史称“奈良时期”，该时期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为后世留下鉴真和尚和阿倍仲麻吕等历史名人脍炙人口的故事。

刘江永认为，幕府时代古代天皇大权旁落，天皇主导的中日交流渐少，是中日关系逐渐疏离的开始。之后，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曾两次入侵日本失败，这可能是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的形成的最初原因之一。1592年和1596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这是唐朝白村江海战之后，日本首次侵略中国。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国，拉开了日本向南武力扩张的帷幕，埋下了中日对立的隐患。十九世纪后，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确立了近现代天皇制，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新宪法确定天皇在日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皇对内专制，要求军人将天皇视为“神”，对外侵略，向邻国发动战争。

刘江永提出，天皇并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维护的唯一因素。作为日本皇室的成员，日本“宫家”在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皇室都支持侵略战争，如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便持反战思想。战后，参与战争的日本皇室成员并未受到审判，但除了昭和天皇三个弟弟以外的“宫家”都脱离了皇籍，成为平民。在美国的倡导下，日本于1947年5月3日实施新宪法《日本国宪法》，新宪法约束了天皇的权利，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

最后，刘江永与大家分享明仁天皇的退位电视讲话内容，并简单介绍了新天皇的即位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