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通讯员 梁允萌）3月31日晚，第2296期人文讲座在东九教学楼D103举办，由台湾东吴大学原校长、著名文化学者刘源俊带来关于西学东渐的贻误、遗珠与遗憾的讲座。

讲座开始，刘源俊介绍道：科学，是十七世纪开始发展的近代学问，而学问，即“学”与“问”。学问分为三个层次——知识、方法、精神与态度。“科学”一词最早由日本传入中国，在日本的原意为“分科之学”，表明了科学在知识层面上有着明确的分类；在研究方法层面上，普通人看到生活现象后会想到应用，但科学家看到现象后将其抽象成理论，同时理论可以对现象进行说明和应用，与此同时应用回馈于现象，可以扩大现象的范围；现象，理论与应用则分别对应了科学态度中的明理，务实与利用，进一步上升到科学精神的高度上，刘源俊则提出科学需要求是、求美与求善的精神。

刘源俊对science一词做出了自己的翻译诠释，即“学验思”。学而验，验而思，思而学。他以孔子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作对比，表示这句话虽阐述了学和思之间的关系，但缺少了验证的环节，不够完备。

刘源俊将中国与西方的学问相比较，提出在十七世纪之前两者是互有优劣的，但十七世纪之后，西方学问开始突飞猛进，中国则逐渐落后。他表示中国学问的落后有历史、社会等因素，但关键应该不是在缺乏观念，而是在于中国缺乏实践这些观念的方法与工具，即实践理性精神的方法与工具。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学问，也就是西学东渐。

刘源俊介绍，西学东渐一词首见于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后来人们用来形容西方学问传到中国逐渐被消化吸收的过程。西学东渐在历史上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在明末清初，当时少数士大夫开始注意到西方学问，第二阶段在晚清到民国初年，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第三阶段在二十世纪，一系列事件引起国人对西学的重视，中国留学生开始大增，学校开始大量讲授西学知识。

他还提出西学东渐存在着贻误、遗珠与遗憾。贻误是指时间上的延宕，比如十七世纪中国接触西方文化时，传教士把《地心说》等天文新说视为异端邪说，使得中国失去错失了接触新知识的时机。耶稣会改变传教方针，使得西学东渐一度中断，再加上内无学社的研讨，使得西学东渐产生了贻误。刘源俊说，西学中严谨的推理体系和系统实验、抽象思维及结合两者的方法、会议规范等优势，是西学东渐的遗珠。他还表示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许多事物和观念虽引进了，却有认识的盲点和误区。

讲座最后，刘源俊先生申论了中华文化申展之道，即必须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一方面对中华文化去芜存菁，另方面对西方文化择优去劣，古学今化，西学东化，并呼吁大家“学问中西思融贯，密察文理欲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