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 袁伟昆）3月5日晚，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军锋做客第2288期人文讲座，为师生剖析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人治”与“法制”。

讲座开始，任军锋便提出一个问题：在大众眼中，东方重人治而西方重法治，法治优于人治，所以要学习西方。但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吗？任军锋从历史事实出发，破除大众的思维定势，为大家详细阐释了西方政治传统中“人治”与“法治”的问题。

任军锋首先指出，人治与法治，东方与西方这样的二元论对立认识是一种带有价值判断的误区，因为人治与法治的协调统一是一切政体形态都需要面对的基本矛盾，东西方只是侧重有所不同。然而二者皆广泛存在于所有政体中，无论是政体，还是法制，都依赖于人的存在，都需要某种制度来选出优秀的人对国家进行管理，所以核心仍然是“人”，是人治。而法治与人治又各有优劣，相辅相成，故而缺一不可。

任军锋介绍，在古雅典社会中，梭伦变法以法制治理国家，缓和日益激烈的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但优秀的法律法规却遭到了贵族与平民双方的抵制，实行“法治”的梭伦最终离开了雅典。后来与梭伦私交不浅的庇西特拉图利用僭主（家族）统治，强行推行梭伦的立法，雅典从此崛起成为独立的强大城邦。虽然后来因某些偶然事件使得僭主统治被世人排斥，却不能否认其带来的正面影响。

民主雅典，虽为民主立法，依法治国，却依旧存在“第一公民”这样的统治者存在；罗马共和国体制中，设有“执政官”，“检察官”等职位掌握大权，更有“独裁者”可以在紧急时刻掌握临时的军政民事大权——无独有偶，这一点与当代美国总统战时可行使独裁大权恰巧吻合。到了近现代，许多立法都在尝试协调人治与法治二者的关系，冀求找寻到一个平衡。从英国《大宪章》的条款制定到英国革命中权力的转移以及《权利法案》的颁布，英国一直都给予君主以权力，又通过立法对权力加以限制。另一个西方政治大国美国，在1787年宪法中把总统权力与宪法体系紧密镶嵌在一起，世人称其为“驯化的君主”。

然而即使法治与人治的融合过程在历史进程中不停摸索，不断完善，但冲突与争议也从未停止。任军锋指出，林肯在南北战争中无视南方种植园主的意见发动南北战争，本身是违背宪法规定的，但这场战争拯救了美国，也让林肯成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

讲座最后，任军锋总结了“法治”的利与弊、“人治”的得与失。他认为，“法治”与“人治”的两难问题始终困扰着世人，了解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人治”与“法治”，也将为我们自己未来的发展多几分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