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记者团 王之玉）12月8日晚7点半，第六届张培刚经济学纪念讲座于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新结构经济学”。离讲座开始还有一个小时，报告厅内已经座无虚席，两侧走廊和窗边都站满了学生。相机架在大厅正中间，为隔壁分会场进行直播。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副总裁林毅夫走向讲台，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之后的两个多小时里，林毅夫回溯过往展望未来，分析中国在经济转型中取得成就的原因，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比较优势、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奇迹。”为什么能称之为奇迹呢？林毅夫用数据阐释，回溯中国经济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曾经，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们一般认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78年中国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只有156美元，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人均GDP是490美元，连他们的1/3都没达到。中国当时有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除此之外，中国经济在那时也很封闭，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4.1%，进口占总值5.6%，意味着90%的国民生产未与国际接轨。而且，出口的产品中75%以上是农产品或是农业加工品。

　　在这样一个非常低的起点上，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经济取得的平均增长速度每年达到9.5%，在人类经济史上未曾看到别的国家或地区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在1978年，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我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很好奇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多少，于是就花了一个下午算出了经济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7.2%。”林毅夫打趣道，“我那时不相信经济增速能这么快，认为小平同志提出这样高的增长目标是想鼓励大家向这个方向努力，毕竟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嘛。”如果按照平均每年7.2%的增长速度，我们的经济规模会是1978年的15倍，可是按照每年9.5%的增速，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是1978年的34.5倍。同时，贸易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达到了14.5%，贸易总量增加了差不多两百倍。

　　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出口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并且97%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所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2013年，我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变成世界最大贸易国，并且贸易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30%。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2017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变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过去四十年当中，有超过7亿人摆脱一天1.25美元的贫困线。

　　“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一场奇迹，我们是这场奇迹的参与者、贡献者、见证者，而且是这场奇迹最主要的受益者。”林毅夫说。

“中国崩溃论”正在崩溃

　　作为经济学家，林毅夫谈到自己不免会感到困惑——中国经济发展稳定而快速，为何隔几年便有“中国崩溃论”出现？“事实上我国在过去40年里经济没崩溃过一次，不仅如此，在其他国家面临经崩溃时我国还给予了巨大帮助。”

　　1992年，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这一次出乎意料之外，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怎么转型，整个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必须以休克疗法的方式把市场化，私有化，稳定化的措施同时实行，才能把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发达国家看来，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要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实行“休克疗法”。以华盛顿共识复制的转轨经济的政策内容，大体涵盖以下方面——市场和内外贸易的快速自由化；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化，减少财政赤字。这三个改革措施环环相扣，但实际上却并不适用于八九十年代面临经济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当时并没有采取这个方式，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双轨制改革方式，也就是在国企中“老人老办法”，对国企继续进行转型的保护补贴，同时“新人新办法”，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们开放补助让其发展。在许多发达国家看来，半市场半政府的经济模式是最糟糕的，因为政府定的计划价格是低的，市场价格是高的，如果人们套利就会导致政府腐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发展。比如80年代就出现了新兴行业“倒爷”。由于计划分配物资一转手就可以获取暴利，所以这些倒爷就想方设法去贿赂政府官员批计划物资。

　　林毅夫介绍说，当时有声音反对中国双轨渐进改革，认为这是最糟糕的方式，他们所讲的这些问题在中国不是没有出现，可是中国的强劲增长又是事实。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放慢，大家马上认为，说你有问题果然是有问题，然后就说你要崩溃了。

　　可是现在反视过来，在80年代、90年代转型的时候，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讲的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去做的这些国家，它们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不像我们稳定和快速发展。我们双轨渐进有问题，确实出现了腐败的蔓延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推行这种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的国家，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都有，而且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他们的腐败、收入分配问题都还比我们严重。

　　由此可见，前面的理论从认识来讲好像很清楚，但效果却事与愿违。不仅是在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在发展问题上其实也是这样。

谋求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

　　在林毅夫看来，要解决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关键是要谋求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而不能把两者割裂。

　　二战后，为了帮助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从现代经济体中出现了一个分支——发展经济学，张培刚先生就是这个理论的奠基人。

　　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是民富国强。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如果要让一般居民能有跟发达国家一样的收入水平，那劳动生产率水平应该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怎么样才能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产业技术水平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这是当时的认识。国强要依赖国防工业的成果，当时的国防工业也是最先进的资本密集规模很大的现代化的产业。然而，等到把这些现代化产业建立起来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开始停滞，接着出现危机、发生各种问题，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缩小，而且还在扩大。

　　东亚有五个国家在二战后发展很好，但他们并不是按照主流的发展理论——结构主义来克服市场失灵发展现代化，而是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小规模的产业着手。从理论上看，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赶不上发达国家。但从实践来看，他们的做法是成功的。

　　为什么会出现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差距呢？林毅夫认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所沿用的理论都来自与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在研究转型经济学时，我一直强调——回到亚当·斯密。不是说要回到他研究的结论，而是回到他的研究方法，即研究问题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林毅夫说道，“同样，要想了解发展问题，我们就应该了解发展的本质和决定因素。”

　　发展的表象是收入水平提高，这要求劳动力水平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又要求新的高附加值的产业出现，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实质是硬的基础设施与软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过程。

　　收入水平不同是因为产业结构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是因为要素禀赋不同。禀赋在经济学中首先是要素，也就是从亚当斯密开始讲的资本、劳动、土地资源，这些要素禀赋在每一个时间给定上是给定的，随着时间可以变化。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造成它拥有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反之。

　　怎么样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最好的方式是根据当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比较现代化产业技术，把要素生产成本降到尽可能低，再加上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创造剩余。资本是剩余的积累，如果创造的剩余越多，积累的资本来源就越多，再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资本投资回报率就越高，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就会越快。这样，就可以逐渐从本来是劳动力相对丰富，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渐渐变成了资本相对丰富、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

记者团　王之玉　摄

　　结构主义失败其实是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它只看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高，却没看到其实是因为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度很高。在资本短缺的国家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就会丧失它的竞争优势。

　　讲座最后，林毅夫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这给我们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潜心来了解清楚我国怎么在有众多问题时还能快速稳定发展，一方面会对中国未来方向有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像总书记在2016年讲话中提到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必然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必然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