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待命，一天100多个电话，每天加起来睡眠不足4个小时，赵建平每天穿梭于专家组会议、会诊、隔离病房间，他说：“越是难的病例越是要用心。在担任湖北省专家组组长前，我首先是一位医生，我必须坚守在重症患者旁，与病毒战斗到底。”

这就是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打响后，附属同济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专家组组每天的工作节奏。

迎难而上

对赵建平来说，他的战疫在2019年12月底就打响了。

“这两天收治的三位发热、肺部感染病人CT影像学特征非常特别，呈双肺弥漫性、浸润性病变，患者白细胞不高，淋巴细胞计数降低，还有夫妻两人先后发病的情况”，曾在2003年担任湖北省非典专家组副组长的赵建平教授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判断这3位病人不同寻常，第一时间在科室下达了工作指示，“上报硚口区疾控，科室各病区注意排查有无类似病人！”

“情况紧急，必须将患者全部进行隔离，实行集中管理”，赵建平一声令下，科室立即行动。医院感染管理科现场指导设立隔离区域，护士长组织领取防护用品并进行防护措施的培训，严格按照要求启动标准二级防控，护理人员安排专班守护，清理家属，实行全无陪隔离管理……1个小时不到，病人集中管理落实到位，医护专班守护人员落实到位，病人及家属告知沟通落实到位，医务人员、病人及家属情绪稳定，一切工作有条不紊。随后，12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转至武汉市疾病救治中心继续治疗。

然而，病毒传播速度之快让人猝不及防。不久，武汉多家医院均发现疑似病例，湖北省随即组建专家组。同济医院是全国排名前八、华中地区排名第一的综合性医院，赵建平所在的同济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又是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临危受命，赵建平责无旁贷出任专家组组长，负责全省不明原因肺炎的诊治工作。

面对未知的病毒，赵建平深知责任之重。他打起十二分精神，每日奔波于武汉市疾病救治中心（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汉口医院等定点医院，对危重病人进行查房指导。他每天要电话上百个，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强迫自己休息。

从12个确诊病例上升至过万病例，每日疫情数字的变化都在催促着赵建平快一点、再快一点。1月22日，为了提高诊治效率，赵建平第一时间联系感染科、急诊科专家根据同济医院和武汉市接诊的第一批患者的第一手资料，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

从战疫打响至今，赵建平没有休息过一天，甚至连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他带领同济医院医护人员深扎于一线救治患者，与国家派来的医疗救治专家通力合作，不断从医院层面、国家层面推进诊疗指南和救治方案迭代升级，至今共修订了五版的诊疗规范，撑起了防治重症新冠肺炎的第一道防线。

同济医院的80多岁的老专家在家发烧，凌晨两点给赵建平打电话，他马上联系救护车接至医院；得知医院同事发烧在家自我隔离，他马上催促其到医院进行检查……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同济医院急诊科被感染的临床医生陆俊恢复顺利，情况稳定，核酸检测已转阴，1月29日将从金银潭医院转回同济医院继续做肺部的康复治疗；在他所负责的同济医院呼吸内科，无一例医务人员感染……

“一定要请赵主任看看片子，一定要请赵主任看看诊疗方案”，在这个特殊时期，赵建平是大家心目中的守护神！

握住时机

从事呼吸科诊治几十年，赵建平对患有呼吸疾病患者的痛苦感同身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份共情感更敲击着他的心。只要能为患者好，他不怕劳累，胆大心细地实践着自己改进的治疗方案。

在赵建平的方案中，“时机”是治疗的关键。就拿是否使用激素、如何使用激素这一医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来说。经过详细的回顾、对比分析，赵建平提出，对于新冠肺炎早期轻症病人，不建议使用激素，对于7-10天后如出现持续高热、明显呼吸困难、低血氧症或影像学进展明显的患者可加激素。

一次，医院收治了一位70多岁的女性患者，入院时血氧饱和度只有70%多，上了无创呼吸机后，血氧饱和度也只有80%，持续两天，依旧无好转。按照以往的观点，这位患者应使用气管插管进行治疗。

但是，为了避免后续的并发症，赵建平一直守护在患者身边，慢慢地调试，加上药物、激素的使用，到第四天，血氧饱和度达到了90%-95%，到第七天，患者的血氧达到了98%，脱离了危险。

一例例鲜活的转危为安病例给赵建平带来了莫大的信心。“越是难的病例越是要用心。”赵建平说，“在担任全省专家组组长前，我首先是一位医生。”

治疗过程中，赵建平还提出，对于氧饱和度情况不好的患者，用好无创呼吸机，配合小心调试药物，比直接气管插管更好，能有效地避免一系列的并发症，提高救治率。当然，用好无创呼吸机也需要正确把握“时机”，更需要患者的理解、配合和信任。

疫情期间，赵建平不放过身边任何一个疑难重症，积极实施自己的治疗方案，以病人更好的恢复、更好的生活质量为宗旨，在临床上悉心探索、照料，帮助一位位患者度过最危险的时期。

千叮万嘱

1月29日，全国首例高龄新冠病毒肺炎感染患者经治疗顺利出院，这名78岁高龄患者正是由同赵建平团队诊治的。

患者从1月初出现感染迹象到治愈出院，前后历经25天。期间，出现了呼吸困难、严重低氧血症等危重症状，还上了呼吸机。

“与病毒做抗争，心态很重要。”在总结自己战胜病毒的过程时，患者如是说。但是，患者不知道的是，为了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赵建平顶着巨大压力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从医学术语上来说，当时他肺部的片子显示两个肺都白了，情况非常危重。但是，看他感觉挺好，我们决定暂时不告诉他实际情况，只说通过治疗慢慢会好的。”没想到，帮患者消除担心，反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赵建平说，“这是我一个多月来，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卢爹爹的出院，也给了当前临床界战胜这场疾病很大的信心。 “虽然会付出代价，但这场疾病是可以战胜的。”

疫情期间，除了对患者的百分之百用心，赵建平说得最多的是叮嘱的话。“无论是否工作状态，无论是否在病房或是其它环境，口罩一定要戴上。” “千万不要在思想上有任何的松懈期，时刻谨记现在全国上下全力阻击的这种病毒是一种无症状也能人传人，且不分年龄大小、国籍、性别，有无基础疾病，所有人都易感染的传染病。”

他说，与患者接触最多，感染风险最大的是医护人员，再加上全国范围内的医护队驰援湖北，医护人员的防控更显重要。

所以，他担心医务人员离开病房之后，或者在离开医院到另外的环境里，防范意识可能会有所放松；他还担心医务人员如果在岗位上，感染了病毒又没有任何症状，感染其他的医务人员；他又担心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发热门诊，而忽视了来自其他科室和病房的感染源。所以，不放过任何机会，对自己的科室，他千叮万嘱；去会诊、去其他医院、去任何场所，他首先要强调的也是安全；面对前来驰援的医疗队，除了感谢，他依旧是不断叮嘱……

负重逆行

“我们是国家队，最难攻克的地方，我们得率先冲上去。” 4月11日，赵建平抵达牡丹江，他作为囯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联控医疗专家组成员参与绥芬河口岸输入性病例的救治工作，指导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提升医疗救治能力。“希望通过现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能够将病毒控制住。”

赵建平说，中国的经验应该就是最成功的经验，实践已经证实这个经验是最有效的。传染病防治的一些关键措施，我们刚开始认识不足时，没有做到，但后来做到了。

在强有力地切断传播途径之外，还涉及很重要的传染病源的收治问题。武汉初期因为床位不够，没有办法对这些被感染的病人，包括轻症病人，做到应收尽收。应收尽收，并不是轻症一定要治疗，最主要的是阻断传染源，不让他们在家庭中或是在就诊过程中传播。方舱是我们非常大的创举，将一些症状不重的隔离了，就不会传染别人。轻症病人进方舱、重症病人进医院，这叫分级治疗，救治的效果就会更好，就能达到最佳。

我们能取得现在的进展，不仅仅是政府行为，很重要的是中国的百姓比较相信政府。武汉人民不出门，全国人民戴口罩，这非常重要。

现在牡丹江好多了。有了武汉的经验，就有条不紊地干，及时发现及时去查，不让它传播。现在的治疗经验也比之前充足，效果好多了。在武汉，我们就有了救治方案，按部就班地救治就好。“在重症救治上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关口前移，我们要想很多办法让轻症病人不变成重症。”

随时待命

8月30日，赵建平从乌鲁木齐返回武汉。这也是他作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成员，第三次与新冠肺炎正面交锋并最终取得胜利。

7月18日，赵建平从武汉飞抵乌鲁木齐后一直在自治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以下简称“定点医院”）救治患者。他将自己来到乌鲁木齐的一个月时间分为三个节点，从最初的患者少，到封城筛查两三周时的高峰，再到半个月前的确诊病例零新增。

“接到通知只知道乌鲁木齐有疫情，因为已经有过新冠肺炎的一线治疗经历，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能力，还是有把握的。”赵建平说，刚到达定点医院，患者不多，治疗患者和建设病房同步进行。每天早上，他会先进行病例会诊，逐一讨论每个病例，研判后根据病情变化决定治疗方式；接着，他会去到患者病床边开始诊治。赵建平负责的区域，是2个重症病区和4个普通病区，每天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病房间穿行四五个小时。

在治疗中，一名92岁的患者让他印象比较深。赵建平说，最初时，这位患者对病情的担忧，后来慢慢对医护人员的充分信任，最终他也顺利康复出院。

“尽全力减少患者转为重症、降低病亡率。”赵建平说，新疆的疫情与绥芬河、武汉比，有不一样，在绥芬河，多为输入病例，患者多为年青人，没有基础疾病，而在新疆，患者是多为社区感染，有年青人、老年人都有，与武汉相似。但在武汉，患者是得病后才能住院，但在新疆真正做到了“关口前移”。采取很多的措施，非常到位，也非常及时，这才有效地把疫情扑灭。如及时地发现了首例病人，并且进行了相应的病人排查隔离，还有一些密接者的追踪；如乌鲁木齐进行了一些封城的措施，这样使患者互相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就大大地减少。当然，最最重要的措施是在乌鲁木齐进行了全民核酸检测，把那些潜在的感染者都筛选出来，主动性强，所以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并取得胜利。赵建平说，面对传染性疾病，永远是防比治更重要。

在隔离的酒店里，赵建平说，以后如果还有疫情发生，他随时听从组织召唤。

作为医生

“治病最关键的是正确诊断，诊断对了，再对症下药，病情一般会很快缓解，但若诊断错误，则会耽误治疗的最佳时间。”赵教授说。

在百度搜索“赵建平”，即可看到有网友评价赵教授诊断清楚，用药准确，病情很快好转。

有位经常咳嗽的患者，被诊断为支气管炎，一发作就注射抗生素，两年来平均每个月要打次点滴，经济上实在承受不起，经人介绍找到赵教授。

和往常一样，赵教授只是“望、闻、叩、听”一番，再看看患者以前的诊断记录，发现该患者是位哮喘病人，之前被误诊为慢性支气管炎。在对症治疗后，患者再无咳嗽症状。

赵教授比较反感仪器检查，听诊器是他离不开身的重要检查仪器，“望、闻、叩、听”是他对患者用得最多的检查手段

给患者看病，特别是首诊患者，他多半会用听诊器做常规检查。“动不动就做大检查不可取，哮喘患者通过CT等看不到，只能通过肺部听诊。”

“不能看着病人有症状、有痛苦而不去想办法解决。”做了几十年呼吸科医生，每当听到“慢阻肺”这几个字，他总是想到患者那无休止的咳、痰、喘、憋，活动受限，能做的只能是“望窗兴叹”，每日如此的反复犹如梦魇挥之不尽，痛苦之状无法言表。而吸烟，正是这种高患病率、高住院率、高死亡率的慢性呼吸道疾病最主要的致病因素之一，调查显示80%的慢阻肺患者有吸烟史。

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内慢阻肺的发病及防治情况，国家委派了一批医务工作者下基层进行深入调查，从基层着手为我国慢阻肺早防早治方案制定提供建议。赵建平的调查点在湖北潜江，当时筛查的2.5万人里40岁以上的慢阻肺病人大概有三百多个，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农村。

为了帮助农村患者从源头上遏制慢阻肺的发展，他提议在镇里成立戒烟协会，由镇长亲自担任会长，各个村的卫生院书记担任副会长，再由村医当监督员，定期召集烟民开宣讲会。光有组织的力量还不够，他还在各个村里树立起了带头戒烟的榜样，用榜样的力量真真切切地影响更多烟民。

正如他所说，“作为医生，不能看着病人有症状、有痛苦而不去想办法解决，那是最基本的医德。”短短的一句话，却从他的口吻和眼神中感受到了对医疗事业的孜孜追求和对患者满满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