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校庆·师者风范】周有尚:做党、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事
发布时间:2022.07.01

来源:公卫学院 编辑:罗祎 浏览次数:

公卫学院周有尚教授是我国卫生统计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195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留校任教后,他亲历了医学院的校址变迁与公卫学院的成立和发展壮大,并参与一系列国家重大科研课题,为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坚持求真务实的学者


周有尚师从我国卫生统计学三位元老:许世瑾、薛仲三、郭祖超。回忆起70多年前跟随三位老师学习的场景,一切仍历历在目。


周有尚(右)向同济大学医学院院史馆捐赠《华德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班纪念册》


“我拜了三个老师,三个老师都有认真的特点。许老师做事很谨慎,这是我的第一位老师。薛老师对数字很认真,我们说有两位小数就够了吧,但他要6位小数。我们给他不管算什么东西,后面都要算出6位小数。我们说,太多了吧!后来才改成四位小数。说明他对数字非常认真。郭教授做事也非常认真,他从来都是站起来板板正正,坐下来工工整整,人很客气,也从来不开玩笑。他是当时卫生领域唯一的将军。”受教于三位老师,周有尚养成了不敢马虎、不能马虎的习惯,什么事情要做就做好,始终坚持认真、求真、求实。


这样的习惯贯穿周有尚教学、科研的始终。教学上,他常常利用空余时间组织学生到农村,教他们怎么做调查,让他们亲自操作亲自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真知。科研上,作为全国性课题的总负责人之一,他事事亲力亲为。“当时做调查,整个计划由我安排,我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去调查我也跟着去,去了解具体碰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调查完再一起回来。大家常常熬夜到凌晨,把碰到的问题整理好。我自己也去体会有什么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当时领导说,老周啊,下来的干部从来没有像你这样工作的。有一个县的县长,从来不给别人买东西,我走的那天,他主动问我,老周你需要什么东西吗?大家都大吃一惊。其实就是因为我一直切实地跟他干工作。”


长期负责与周有尚联络的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教授潘安这样感叹:“严谨认真、求真求实,这是做科研最基本的要求,也可以说是最高的要求。而周老师一辈子都在践行这样的要求。”


甘赴国家之急的赤子


1949年后,为支援中部地区发展,在国家卫生部的领导下,人才向中部内迁的工作逐步展开。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搬迁,很多人反对。而作为在上海出生、长大的广东人,周有尚在1953年随校内迁武汉之后,就一直留在这里。


回忆起第一次来到武汉的场景,周有尚说:“1953年5月1号,我到了武汉。从船上下来后,坐的是马车。航空路都是烂泥路、篱笆路,两旁都是藕地、农田,一过解放大道,完全跟农村一样,这是它的基础。”除了城市建设上与上海天差地别,武汉在生活条件上也更为艰苦。“武汉的公共汽车是一个卡车,有个棚,人就从后面爬上去,这就是武汉的公共汽车。”工作环境上,定的校址上到处都是一片空地,教学楼、宿舍全都没有建好。国家原计划为医学院建立的5栋5层大楼(其时武汉最高楼层数为4层),也因抗美援朝而没能建成。说到这里,周有尚笑着问同学们,“换成你们,你们来不来?”没有等到同学们回答,周教授接着说,“所以很多人反对内迁。但是我们来了。那我们为什么来?就是因为国家需要。”


周有尚(右)作为访谈嘉宾参加公卫学院“公卫叙事”文化活动


周有尚不仅积极随校内迁,还请愿参与抗美援朝医疗队。组织因考虑到他还在学习生命统计,对他的请愿未予批准。但他的拳拳赤子心与满腔报国志促使他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始终如一地为祖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无私奉献、发光发热。


死因、肿瘤调查的专家


死因研究与肿瘤调查是周有尚的主要研究方向。1973-1995年间,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了多项全国性有关课题。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医疗水平欠发达,河南林县许多老红军干部因罹患食管癌得不到有效治疗而不幸去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作出指示:一定要把肿瘤治好,要进行调查研究,找到原因来克服癌症。


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开始执行。湖北省在食管癌相对高发地区钟祥市及襄阳市进行调研,但遇到很大阻力。原因有二:一是调查本身不好做。受限于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当时食管癌只能以拉网方式检查(用一个小球伸进病人的胃部经食管拉出,采集食管上皮组织细胞,从而检查有没有癌肿),且少有医生能够分辨癌肿。二是查出疾病后不好办。调查肿瘤概率往往需要进行普查,但由于经济建设落后,普查完毕后政府和查出的病人没有足够的金钱进行治疗,将会面临更为艰难的窘境。


作为卫生统计领域的专家,周有尚于1970年参与了湖北省内的这项研究,并打破了调查僵局。他说:“我想了个办法,从死亡病例当中来进行调查。这是因为生了癌肿的病人等于宣告死亡,肯定会死。死一个病人就相当于有一个发病。做死亡调查不需要拉网,也不需要专业医生,把数字拿来进行分析就可以了。这个事情就简单的多了。”死亡调查解决了该领域多年以来悬而未解的问题,调查因而顺利推进。1973年,全国肿瘤防治大会于石家庄召开,周有尚与研究人员们带着相关资料参会。汇报情况后死亡调查得到卫生部的大力支持,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95个地(市)和2392个县级调查单位推行开来,覆盖8.5亿人口地区范围,全国累计调查人口达25亿人次。取得了大量疾病研究的科学依据,基本摸清了恶性肿瘤的死亡水平和地域分布。


获得这样的成果,周有尚却从不好大喜功,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诚恳、低调地说:“不要把我说的这么高大,我受之有愧。这件事没有党的领导,根本不可能;这件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是伟大的人民群众一起完成的。”“那时候没有名没有利,如果我们是为了名利,我们绝不干这个事情。这件事情是国家需要,所以我们就去做。”


满腔宏愿酬报国,他毅然前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从此他乡是故乡。谢却功名身外物,他埋首完成祖国最需要的事情,仁心悬壶济众生。周有尚70余载的人生经历让人感受到公共卫生人员骨子里的利他主义精神,学习到公共卫生最简明的理念:因人类病苦而诞生,为人类健康而立命。这样的精神和理念也必将激励广大公卫人牢记来时初心,不断追求卓越,始终促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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