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潘梓萌 通讯员 章烨淳 记者团 汤子凡 刘舒瑶 张歌

　　“获奖对我而言是一个鼓励。同时我也希望学校能建立一个伯乐机制，以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伯乐奖获得者、社会学院雷洪教授这样说。

　　在学院老师眼中，雷洪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伯乐，也是一个心中有“大爱”的社会学者。为了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他“牺牲”自己，放弃了正在研究的科研工作，集中时间和精力组建教师团队，为社会学院（原社会学系）谋求发展，与全体教职工一起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将社会学学科拉出了低谷。

　　我校是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最早的高校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学学科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由于各种原因，到2000年时社会学系却只剩下了十几位教师和一位教授。其中没有一人具有博士学位，学科发展陷入困境和低谷。

　　如何才能走出低谷？

　　本已卸任系主任、准备安心科研的雷洪决定再次挑起担子。当时的他虽然无奈，却也真心希望推进社会学系的发展。为此，他不得不基本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学科建设和行政事务工作。他说，既然做出了选择，就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最好。雷洪回忆当时的情景，还记得时任学校分管干部的书记对他说：“你们没有人接任系主任，那学校只能考虑还要不要社会学系了。”这句话触动了他，“我从毕业就来到这儿，十七八年了，忽然说社会学真的要‘熄火’，我心里还是很难受”。即使心里没底，他还是决定拼尽全力。

记者　刘涵木　摄

　　此时的雷洪肩负着巨大的压力。学院里只有他一位教授，学科发展的生力军远远不够；学校关于社会学学科面临“熄火”的舆论和校外同行对我校社会学系学科发展的怀疑，都显示出社会学学科的“危机”。这种情形之下，雷洪将建设教师团队作为重振学科、发展学科的首要工作。

　　于是，雷洪一方面千方百计、不拘一格招兵买马，引进学术带头人、有潜力的中年学术骨干、博士毕业生；另一方面促进原有中青年教师的“博士化”，为教师申报项目、发表成果提供帮助，热情扶持、积极帮助所有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有一段时间，雷洪经常被年轻教师们约中午“饭局”。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评审组专家，雷洪对于如何申请科研项目有丰富的经验。他乐于助人的名声在学院早已传开，因此“饭局”邀约总是满满当当。青年教师陈文超对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一到中午，我们就和雷老师一起去食堂买饭，然后围着学院教务科的桌子坐一圈，边吃边聊。从怎么申请项目到申请项目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雷老师都会事无巨细地告诉我们。雷老师真的很愿意贡献经验，非常乐意帮助我们年轻人。只要你愿意去找，他就愿意倾囊相授”。

　　事无规矩不成方圆。除了尽力帮助年轻教师，雷洪还与班子成员、教职工共同制定了学科发展规划和各项工作规则。同时，他一直尽力加强与学界的联系和交流，争取各方资源和支持，迅速改变了我校社会学系在学界的印象，扩大了社会学系在学界的正面影响，赢得了学界的赞誉。

　　在他持续多年的引领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学发展的火焰越燃越旺，2006年，在与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的社会学博士点竞争中，我校脱颖而出，成为了新晋博士点之一，4年之后又获一级学科博士点。不仅如此，社会学学科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名列全国第十，中南地区第一。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社会学系的教师人数翻了一番，其中教授9人，六十年代及以后出生的教师全部获得博士学位，教师队伍的博士化达到90%以上，成功建设了一支高素质、有潜力的优秀教师团队，为学科向更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雷洪在科研上的“牺牲”和在学科建设上的成绩有目共睹，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为社会学院赢得了学界的赞誉。时至今日，我校社会学院已成为全国社会学界许多同仁心中的中南地区“老大”。

　　回首过去几年，雷洪心头仍有一些遗憾与惋惜。抽屉里还有许多研究的“半成品”，一些好的研究想法都因时间和精力不足没有完成。然而，雷洪只是惋惜，却从未后悔，“做成了一件对学院和社会学科发展更重要的事情，又有什么后悔的呢？”

　　如今，临近退休的雷洪仍牵挂着学校的发展，关心着社会学院教师团队的建设，还在通过学术活动等机会寻找人才。他说：“我希望学校能更切实地研究年轻教师的需求，制订符合他们成长规律的制度，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这就是我说的‘伯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