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记者团贺伟彧 王康祺)3月27日,由上海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主办、我校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协办的“传染病突发事件的伦理与监管”在线研讨会举行。WHO前任副总干事、上海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主任胡庆澧教授主持并致开幕辞,我校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校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参加会议并就“新冠疫情中跨物种感染的伦理和监管”问题做主题报告。
报告主要分为动物源疾病的概念、动物源疾病的历史和发展、建立基于动物的动物源疾病检测系统以及政策建议四个板块。
雷瑞鹏教授首先提出一个重要事实——现阶段导致传染病爆发的病原体主要来自其它宿主种群,并且大多数可能是来自动物。近25年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几乎都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类。
接着,她以三次关键性转变为节点,简要回溯了人类群体的突发传染病历史。
她介绍到:第一次关键性的转变很可能是10000到15000年前的牲畜驯化。跨物种传播和人类居住范围的扩张足以使诸如麻疹和天花之类的致病性病原体持续存在。而当城市成为定居点,第二个转变随之而来。环境卫生和病虫害防治问题使诸如霍乱和黑死病一类的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第三次重大转变则由地理大发现时代中的移民、贸易、勘探和战争活动引起——病毒打破地域限制,从原发地被带到了其他地区,而这些地区的人类往往因从未接触过类似病毒而成为高度易感人群。在1520年至1521年,估计有1000-1500万人死于如天花、麻疹和梅毒一类的传染病。
回溯历史之后,她随即点出稍显严峻的未来形势,即动物源疾病在人群之中产生和传播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大。
“由于环境的改变,不仅病原体本身会发生内在生物学改变,科技和产业发展也会引起外在生物学改变,这很可能使得动物源疾病在人群之中产生和传播的机会越来越多。”动物源病毒的进化,动物致病原适应性的增强,环境变迁创造的人与人以及各类群体之间全球性密切接触的机会都在为动物源疫病大流行创造条件。
据雷瑞鹏教授介绍,病毒的生存能力较强。病毒在自然环境中会长期存在并潜伏于动物体内;不同种属病毒还可以互相重组,迅速突变;病毒的进化、传播和感染的潜伏期也较长。人类感染的途径也比较多:对野生动物的捕猎,动物养殖(野生动物和家禽家畜),实验室动物试验等都易使人类感染病毒。
“我们要为下一次和以后的动物源疫病的大流行做好准备。”雷瑞鹏教授总结道。
做好准备的前提就是对跨物种病毒传播问题加以高度重视。跨物种传播,指一个外来病毒一旦进入储存宿主种群中的一个个体时完成病毒周期的能力。雷瑞鹏曾在2002年的亚洲生命伦理学大会中讨论过“跨物种感染是伦理上无关的吗?”这一问题,并发表相关英文论文。如何防止跨物种传播?在此次研讨会上,雷瑞鹏也提出了解决方案——要建立和加强对动物源病毒在不同动物物种之间的传播的检测筛查。与通常在固定地区进行观察或守候的监测(monitoring)不同,检测筛查(surveillance)通常是对特定地区的特定威胁进行观察的行动,并伴随着数据的收集过程。
目前,我们控制动物源疾病的策略是侧重于从中间宿主到人类传播的防御性策略,是病毒跨物种外溢后、基于人的检测筛查。这些措施并不能预防疾病从原始宿主和储存宿主动物传播到人或跨物种病毒外溢的发生。因此雷瑞鹏指出,若忽视了对病原体的生态情境和生物学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以及病原体维持和传播的研究,也就难以在动物病毒外溢到人之前阻断病原体的传播。
对此,她的建议是以守为攻,将重心转向野生动物原始和储存宿主。其根本目标就是阻断野生动物与人的接触,在不同物种之间建立屏障,防止动物病毒外溢到人。“这使我们能在经过调查研究后获得动物源病毒在野生动物内维持和传播周期的信息和数据,从而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通过破坏动物源病毒在野生动物内的维持和传播周期来防止或大大减少外溢。”
雷瑞鹏认为,已有的对野生动物源疾病的检测过于分散,不够系统。实际上在流感问题上,对家禽和家畜已经建立了全球性的基于动物的检测筛查数据库,但数据库尚未扩展到野生水禽和岸禽。
谈及原因,首先是技术操作上的困难——当一种新动物源病原体致人感染,它的野生动物的受感染个体却往往缺乏临床体征,这使得基于动物的检测难以进行。现实中各方面的条件也有诸多限制。例如追踪这些病原体的传播,实际操作并不难,但对于缺乏检测基础设施的国家,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也因此,用于检测野生动物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通过实验室确定感染病因的国家检测计划仍然较少。
最后,雷瑞鹏为动物源传染病防控提出了政策建议。
首先,她肯定了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法案,但也担心数千年食用野生动物的习俗难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所以“在加强教育的同时,需要采取措施,防止野生动物的交易成为一本万利的地下产业。”
她也因此建议相关立法工作还要继续推进,更多地开展培训与教育,提升全社会防范意识。还有其它例如禁猎,居住在蝙蝠洞穴附近村落的迁移等措施也应该被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完善检测筛查系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如: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国家级生物安全委员会;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中建立跨物种感染监控体系以及相关的公共数据库;建立基因重组动物样本和数据库;相关研究的内部自律和外部监管的平衡。
现今国内疫情得到一定控制,但病毒仍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对于传染病突发事件中的伦理与监管问题,雷教授不仅在理论层面展开思考,也为相关防控策略和举措提供有的放矢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