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 刘雪莹）10月31日晚，第2336期人文讲座在东九教学楼C103如期举办。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法律讲堂”（文史版）资深主讲人柯岚为师生带来了关于《红楼梦》的法制思考。

讲座开始，柯岚首先以“十二”这一数字作为切入点，对《红楼梦》的历史价值进行了探讨。曹雪芹通过“十二”这一数字，穷尽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各种人生选择与人生态度。在对“十二钗”“十二伶”的塑造中，曹雪芹挣脱了前人对女性脸谱化的刻画，创作出一系列个性化的、有完全人格意义的女性主体角色。而正是这些女性角色揭示了社会的悲剧：宗法社会中法治的悲剧。

柯岚指出，《红楼梦》开篇便是一件冤案，由此引出了被拐卖的“甄英莲”——一个比林黛玉还要抢眼的角色的出场。“甄英莲”谐音“真应怜”，亦即我们耳熟能详的香菱。她命运多舛、孤苦无依、几经易主，最终郁郁早夭。应当说，甄英莲是一个符号、一个寓言，她在开篇出现，寓示着在宗法社会中，女性丧失了家族与父兄的庇护时，可能遭遇的悲剧命运。十二钗与十二伶之间有阶级的鸿沟，然而十二钗的结局却未必比十二伶美满，甚至更为凄凉。这些动荡时代青春少女的悲剧命运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最高贵的人要沦为最低贱的人，最干净的要回到最污秽的现实中去。“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整个大观园的归宿。因此，《红楼梦》中干净的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的。

而《红楼梦》的结尾则又是一个法律事件，即对贾府的“抄家”：籍没与收孥。“一人有罪，并其室家”，收孥之法始于虞夏，终于晚清，其实质是让罪犯家庭蒙受耻辱、令其难以繁衍后代，从而形成一种威慑，提高人民犯罪成本。由此，柯岚认为：传统宗法社会中法律对女性特别残酷。男性一旦犯罪，其家属便沦为贱民，在法律上与良民有严格的区分。柯岚以河南学政俞鸿图、年羹尧幕僚汪景祺、苏州织造李煦等人的家眷妻女为例指出，即使是高贵的十二钗，其最后的命运也是沦为和十二伶一样低贱的人；而看似低贱的十二伶，其祖先也有可能是和十二钗一样高贵的人。十二伶即为十二钗的幻影，所谓“贵贱”都是相对的，终究为一体。

最后，柯岚认为，《红楼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女清男浊”，实则包含了曹雪芹对社会进化的绝望，他看到了社会的症结在于男性和宗法制度对女性深重的压迫。《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首次将女性置于主体地位。而只有摆脱父权和父权的奴役，女性才有可能具有主体性，才有可能掌控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