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前提、现实基础及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从现在起党的中心任务之一。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与中华民族复兴相伴随的历史过程，也是内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结果。从现代化的全球视角来看，起源于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历史前提。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现实在场中紧密互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现实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驱动下，中华民族必然以崭新的文明形态引领全球各民族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将进一步彰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现代化虽然诞生于西方世界，但其一经出场就并非是地域性的，而是展现出全球色彩。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带来了其自身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剧烈变革，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经济与文化征服。可以说，近代西方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带来的不仅是东方各国沦陷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更是西方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上深刻影响乃至重塑东方的历史。东方各民族只能被迫按照侵略者的面貌重塑自己，在开启本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东方民族也开展了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由此可见，现代化的全球特征决定了西方现代化发展必然推动东方民族解放问题的出场，这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前提。

（一）从西方崛起到东西方冲突

现代化是一个源起于西方的全球进程。16世纪以来，经历了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的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相较于中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个“现代的”（modern，1585年）时期已经出现。进入18世纪之后，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洗礼已经使得欧洲的人们普遍相信人类社会处在持续的进步和发展之中，欧洲脱离传统社会走向新社会的现代化活动（modernize，1716年）正是对这一信念的确证。最终，意指一种现代化过程（the act of modernizing）和现代化状态（something modernized）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于1770年出现。“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现代化”一词的发展演化和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是相伴相生的。同样在18世纪，工业革命于1765年在英国发生，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爆发。此“双元革命”共同构筑了现代欧洲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携手创造了现代欧洲，进而也塑造了整个现代世界。

生产革命、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多重冲击在西欧塑造了现代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化进程延续至今的重要载体。早期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鲜明的“早发内生”性，不仅因其“主要不是靠对外部文明的‘采借’”，更是由于其自发、渐进的变革特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随着西欧国家普遍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跨越，全球范围内生产的社会化与交往的普遍化也开始加速。一方面，在野蛮的资本逻辑驱使下，欧洲列强在全球殖民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深刻变革了封建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欧洲各国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也是市场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的过程；另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开辟又推动了现代工业乃至整个生产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发展。起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运动正是在这种发展逻辑下逐渐扩散为全球进程。现代化的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作为欧洲一地“特殊”历史现象的“现代化”也就伴随着多次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不断侵蚀着其他民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现代化。而这种由现代化本身带来的扩散效应，致使“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依旧处于农业文明的“落后民族”而言，现代化的全球进程也必然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野蛮的侵略扩张进程；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必将与“落后民族”的传统农业文明发生冲突。

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间的冲突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资本主义早期的工场手工业生产通过工业革命转变为社会化机器大生产，欧洲殖民扩张的手段也逐渐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资源掠夺转变为向殖民地倾销商品或资本输出。现代化工业国家由于普遍竞争和技术改进生产出的低价商品摧毁了传统农业国家的经济基础，并“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即迫使“落后民族”开启自身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这种落后民族被动引发的现代化是受限的和不完全的：一方面，落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必然与本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激烈冲突；另一方面，通过侵略扩张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容忍落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竞争。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的冲突在这里被转化为先进民族的经济殖民与落后民族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冲突，落后民族的现代化问题也就在这里被首先确定为民族解放问题。

（二）从民族平等到经济平等

西方对东方的征服历史，不仅是一部欧洲资本帝国主义将东方各国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也是一部西方现代文化向东方传统文化入侵的历史。在几乎全球的传统农业文明都被纳入全球性现代经济体系的背景下，其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也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和挑战。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两种生产方式根本对立之上的是被落后民族直观感受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冲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的强大军事工业让“坚船利炮”成为落后民族对现代化威力的第一印象。

在近代中国，“器不如人”的物质技术层面的危机促使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先进人士开始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洋务运动的破产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本民族与欧洲民族的深层差距在于制度层面，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与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差距才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然而，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民主共和制的失败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再次反思，中国不可能仅仅依靠制度变革实现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或许精神文化的落后才是中国贫弱交加的真正根源。至此，近代中国在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受到了全面挑战，最终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拒绝中西文化调和立场，充分肯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优越与中国走向“西化”的必要性。

对民族文化的彻底反思源自于对民族平等的现实渴求。落后民族在西方现代化的全球进程中较早诞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当落后民族意识到可能需要完全效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以实现民族自强和民族平等的目标时，这些民族在经济上早已被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手缔造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这种凌驾于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上的强制分工严重限制了这些落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性，现代工业文明在经济结构上对落后农业文明的扭曲和重塑是比文化输出、政治干预乃至军事入侵更加严重的摧残。一方面，经济入侵加速了非西方民族内部传统经济的解体，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民族虽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造下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但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却使其难以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实现追赶。欧洲现代化的全球进程在推动落后民族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摧毁了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实现平等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

这就意味着，经济上的民族现代化发展与文化上的民族平等诉求在落后民族那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须同时争取。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经济殖民的深入，反抗外来民族入侵的思想基础逐渐从最初清王朝“保家卫国”的封建领地意识转变为五四运动时期“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民族平等意识，过去维护“天朝”统治阶级地位的反抗也已经转变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的斗争。此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便由西方入侵带来的被迫现代化转变为主动推进的现代化，被西方资本主义严重制约的畸形现代化进程也转变为中华民族独立推动的自主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更是不再服从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体系，而是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三）从民族革命到社会革命

民族不平等的根源是经济关系的不平等，而争取经济平等的社会革命必须依靠现实的政治斗争。帝国主义的殖民势力和内部尚未完全解体的传统势力一道，在落后民族内部维系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体系和传统势力的既得利益。先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对落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加以干预，以保证其始终成为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攫取场所以及过剩资本的输出场所，甚至不惜与落后民族的保守势力结成同盟。这些旧的政治统治共同保护着落后民族畸形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推动自主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革命。“发展，不是一个依靠投入资本就能解决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方面，不论哪个国家，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革命必然要求政治革命为其开辟道路，只有进行政治革命才能为解放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生产关系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讲，真正的政治革命都带有经济诉求，由经济问题引起，政治革命是为社会革命服务的。没有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作为基础，一切物质上、制度上和精神上的单方面变革都是软弱无力的。

对于落后民族而言，只是单纯进行政治革命变革上层建筑而不开展真正的社会革命调整殖民化的生产关系，只会成为表面上的“独立”国家和实际上的经济殖民地。而带给落后民族以真正独立和解放方案的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十月革命带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

就近代中国而言，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革实践的推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如果不经过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落后的中国就不能救亡图存，实现本民族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就更无可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除了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之外，还送来了实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新出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了新的思想浪潮，特别是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社会主义最终作为一种实现民族独立与现代化发展的方案在中国扎根。

由此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所做的必然选择，而“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近代中国软弱、妥协的资产阶级因其对本国封建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依赖，最多只能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在形式上的构建，而不能独立领导社会革命的开展，而五四运动中掌握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这就要求一个代表先进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政治动员能力的政治力量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便主动地在一盘散沙的近代中国将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和团结起来，共同对抗阻碍民族解放和现代化发展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终于有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体系作为其重要的社会根基。

从现实基础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交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又凝练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发展中，还融汇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巨大变革中。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发展导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通过精神谱系抽象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民族复兴的历史成就也依靠精神谱系凝练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确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从古老的文明积淀中汲取力量的同时，也推动着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紧密互动，为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打下了深厚的现实基础。

（一）交织于“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

从狭义上看，“中国道路”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新阶段和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织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之中。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现代化叙事，既接续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也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现实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含着“中华民族”和“复兴”两个核心主题。一方面，复兴终究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而非世界其他民族的复兴。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扎根于中国大地、依托于中国道路而生长出的独特现代性，彰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复兴”蕴含着一个曾经兴盛繁荣的民族经历低谷后的再度振兴。这也就意味着，传统中华文明与中国现代的社会主义文明之间并非简单的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是认同基础上的超越关系。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现代民族特性。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既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也展现出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演化形成的文明形态充分展现了传统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实现了从追赶西方文明成果到领跑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性跨越。因此，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野蛮生长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苏联高度不平衡的现代化，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五个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相继出场且协调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明逻辑的当代扩展。中华文明的当代内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蕴含的光明前景也就愈发清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也就不断提高。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文明导向和发展需要，促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深入和全面地推进。

（二）凝练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探索取得的伟大成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党的精神谱系作为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梦想的伟大实践的抽象凝练，更是不断延续、不断发展，体现出“活水”涌流的时代特色。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凝练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与发展之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这一时期诞生的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彰显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根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有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雷锋精神、塞罕坝精神等正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精神路标。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政治体制充满活力，实现民族复兴的物质条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涌现的劳模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是中华民族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终于实现，并沿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继续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时期诞生的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成为中华民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引领。

由此可见，不同时代“党的精神”的形成和延续，鲜明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脉络。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通过抽象上升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形成了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历史成就也通过精神谱系的高度凝练，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确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也正是因其在精神层面高度统摄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在场，才能成为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交相辉映的伟大品格。

（三）融汇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百年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与世界未曾出现的百年变革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中国式现代化也面临着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历史挑战与历史机遇。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相互交织，融汇于“两个大局”的巨大变革之中。

其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推动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得以成为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战略全局。

一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将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整体带向现代化社会，带领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口走向现代化本身就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二是，中国共产党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更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三是，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驱动力、创造出巨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四是，习近平一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积极践行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之路，通过技术引领、绿色金融等渠道，以实际行动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五是，“我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和平发展实践证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本身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和平的发展力量。

其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贡献着从中华民族古老文明中汲取的独特力量。

面对新时代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幻，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现代性与国际正义观受到多方挑战，习近平多次在国内外公开场合强调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来，资本主义在西方中心主义、资本逻辑、霸权主义和民族国家竞争模式下进行的全球扩张带来了以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危机为代表的全球现代性危机。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已经在经济危机、气候变化、人道主义灾难、南北问题等方面都出现了治理“空场”。这一切都呼唤着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新的现代性的诞生。

从历史源流来看，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现代化也必然奠基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与治理智慧。中国的现代化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深层次的不同。更进一步讲，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在百年变局的全球现代性危机中保持战略定力和稳步发展，恰是因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支撑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既古老又新鲜的澎湃血液，所谓古老，是指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全球现代性带来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之所谓新鲜，则是指自1500年以来的全球现代化始终由西方文明主导，而在当前的全球现代性危机中，新型全球体系与国际正义的建设需要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东方智慧给予新的启发。

总的来看，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与全人类命运与共。中国式现代化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成果也必将为全人类利益和世界文明发展贡献力量。中华民族依靠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自身的伟大复兴，也就是在全球变局中为世界提供正向的推动力量，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进程，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都将带来全球影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不可能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而是具有全球意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发展必然伴随着中华民族影响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地增强，中华文明也必然为人类贡献新的文明形态。参照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经验，全球各民族都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走出具有其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同民族依照其实际情况选择的发展道路也将为世界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作出贡献。这一全球进程揭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新的全球体系和国际正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呼唤着新的全球体系和国际正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广阔的国际空间和发展机遇。

其一，呼唤更加全面的全球合作。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片面合作，中国倡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实现高水平、多方面的全球合作。在国际安全方面，中国坚持贯彻“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际安全观，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商重大国际安全事务、共建国际安全体系、共享国际安全环境；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坚持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致力于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在文明交流方面，中国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的文明交往理念，倡导人类各文明间文化壁垒和固有偏见的消减；在生态环保方面，中国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郑重提出“碳中和”“碳达峰”承诺，在全球气候治理和环境保护上作出更大贡献。

其二，呼唤更加和平的发展环境。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本身也离不开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化，西方发达国家为保护其狭隘的自身利益，往往打着全球公共利益的旗号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不惜挑起战争，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乃至全球稳定。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就着眼于全球共同利益，提倡“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展现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宝贵特质，这也来源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和平发展、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崛起的鲜明特点。

其三，为维护和捍卫国际正义贡献中国智慧。首先，在国际合作的平等问题上，中国强调各国之间“和而不同”的共处模式，即不追求各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统一性，拒绝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后的国家搞制度歧视、经济殖民和文化占领，而是追求在世界各国差异化的平等合作中达到“协和万邦”。其次，在共同发展的公平问题上，中国作为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拒绝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最后，在全球价值问题上，中国始终强调“天下为公”，相较于西方狭隘的所谓“普世价值”，提出了更加包容、更加平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价值观层面上超越了传统西方资本主义对全球现代化发展的理念和指导思想。

总的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华文明“和合”思想中的天下观念，在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发展取向中嵌入了深邃的中国智慧，为回答和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了中国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原本仅作为国际分工体系中一个经济单位的各民族国家，将在多边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呈现出丰富的历史具体性。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重大成就，鼓舞了全球各民族国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展现出其丰富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拓宽了全球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二）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归根结底是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具体结果，是具体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具有历史具体性。面对近代西方侵略者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华民族主动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救亡图存和实现自主现代化的方案。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然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生成于现代化的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建立在殖民掠夺、全球污染、残酷剥削和全面异化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形成了鲜明对照。一旦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不再局限于中华民族的文明范围，而是上升到人类文明的一般范畴，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的文明形态就被赋予了显著的世界意义。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崛起的传统模式，丰富了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这使得现代化不再只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简单范畴，而是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意味着现代文明不再只是西方民族开创的单一的资本主义文明，而是包含了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共同努力创造出的多元文明成果。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带来的具体文明成果突显出高度抽象化的世界意义，这种一般的、抽象性的文明成果又能转化为其他后发国家具体的现代化实践，将进一步丰富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范畴。总的来说，如果没有党领导人民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自然不会诞出具有一般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随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彰显世界意义。它昭示了全球现代化不应当只存在同质化的单一道路，而是要结合各民族实际状况，走出具有各民族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积淀，更是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多样性，丰富了文明发展的道路选择。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各民族现代化的全球进程

当今世界各民族不论是否愿意，都已经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现代化浪潮。现代工业文明繁荣的背后，付出的是资源、生态、社会和人的巨大代价。除此之外，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发展鸿沟。这些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引起了各国的反现代化运动，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等为代表的批判思潮纷至沓来。然而放眼世界，走向现代化仍然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从欧洲源起的现代化进程至今依旧给世界各民族带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快速革新，引领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普遍的文明发展中诞生了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对中国而言，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模式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创生出的文明成果从属于人类文明，但在形态上又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而是贡献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现代化本身的普遍进程并不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创生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并非孤悬于普遍的人类文明之外。不能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相异于传统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就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及其文明成果予以批判和否认。中国通过和平崛起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非是要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追求世界霸权和经济殖民，而是要走向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实现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在普遍人类命运中具有特殊性，也反过来成为普遍人类命运的前提。特别是当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14多亿人口、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的大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更是牢牢地关联着人类普遍的命运。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

不论选择哪一条道路，现代化终归是一个全球进程。世界各民族的现代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合作共赢的发展过程，各民族自主的现代化及其文明成果都深刻影响着人类共同命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基于中国国情、依靠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所要实现的伟大梦想。不同民族会依照其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发展途径，也将通过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走向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