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营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经客观存在,目前需要的是在理论上作出新概括,以思想的自觉来引领实践的深入。
全市新民营经济大会召开,长江日报记者采访5位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学者们认为,当前民营经济发展迎来拐点,进入迭代升级的历史新阶段,以“新民营经济”进行理论概括,并对其特征、功能和需求进行深入分析,恰当其时,意义重大。
民营经济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昨天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对于武汉大力发展新民营经济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当前中国民营经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民营经济发展不足是武汉经济当前的短板,武汉要抢抓历史性机遇,通过“内生”+“外引”大力发展新民营经济,实现弯道超车。
作为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辜胜阻多年来密切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日前,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上,以题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发表署名文章。文章认为,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理论上的“有益补充”与实践中的初步发展(1978—1992)、理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践中的快速发展(1992—2002)、理论上的“毫不动摇”与实践中的跨越式发展(2002—2012)、理论上的“三个平等”与实践中的转型发展(2012年以来)。
辜胜阻认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历史新阶段,新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要破解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大难题,营造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一要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大力拓展民间投资的发展空间;二要破解转型的“火山”,提升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三要破除融资的“高山”,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助力民营企业摆脱发展困境;四是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
辜胜阻说,武汉经济结构的短板就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够,现在要大力发展新民营经济,就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补短板。主要路径一是“内生”,大力培育本土的新民营企业;二是“外引”,通过开放,大力引进外面的民营企业,引进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企业。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就要紧紧盯住新“四军”,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汉创业,与国内的大型民营企业联手,打造新民营经济集聚地。(驻京记者柯立)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
传统民营经济的时代过去了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曾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追踪研究民营经济发展,并于2002年出版著作《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访时,史晋川认为,武汉提出发展“新民营经济”,非常敏锐,也非常有现实针对性。
传统民营经济已不适应时代要求
长江日报: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为民营经济的代名词。3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民营经济发展是否也要走出传统模式?
史晋川: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正在迎来重大拐点,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民营经济发展的特征是,企业主体的教育层次很低,生产的多是低加工低附加值的东西。比如“温州模式”,它的民营经济是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产物,原来是很多的家庭作坊,后来发展成为企业了,生产的产品也都是衣帽、眼镜这些小商品。
这样的一个年代当然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不是继续解决温饱时代的问题。今天的民营经济同样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创业主体、涉足的行业、融资模式等等,都在发生巨大改变。
深圳的民营经济就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对象。深圳的民营经济,从创业主体来说,多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从行业来说,主要集中在信息化产业、先进制造业。未来民营企业的发展转型,必然依靠的都是新兴产业。
积极为新民营经济提供制度环境
长江日报:这个转型过程会遇到哪些阶段性困难,尤其是外部环境会有哪些问题?
史晋川:民营经济转型,当然是从低端走向高端,这就要考虑到它所面临的制度环境。
首先是政策,比如民营企业要进入资源性的行业,它是有天花板的,会有各种准入机制的限制。
然后是金融,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当然离不开更高效的融资手段,那么就得有一个发达的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要有新的金融工具,能够让民营企业更好的突破资金瓶颈。
从法律层面来讲,民营经济走向高端,它要追求创新,追求更高的产品质量,这需要一个很好的法律环境给予保护,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长江日报:促进新民营经济发展,政府如何主动作为?
史晋川:我认为有“三新”,就是政府可以在培育新的创业主体、发展新兴产业还有新的政策上主动发力。这个新的政策,主要是刚才说到的制度环境的建设,比如建设直接融资平台,方便民企把分散的产业资本通过新的融资平台、金融平台汇集起来。
现在不起眼,将来可能变成大象
长江日报:当前武汉提出发展“新民营经济”,您有什么建议?
史晋川:武汉提出发展“新民营经济”,非常敏锐,也非常有现实针对性。当然这件事还要有耐心,最重要的是以平常心看待本地老百姓的创造力。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把大资本大项目当做唯一考虑因素,这就完全忽略了本地已有的要素资源,哪怕是看起来不起眼的力量,当它们都加到一起去的时候,最后就会变出一个大象来。(记者肖畅)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新民营经济是发展新引擎
经济学家、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说,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是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改革非常好的切入点,为武汉的发展找到了新引擎。
中国民营经济正从过去30多年来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效益,从产业结构的低端、进入产业结构的中高端,从汗水增长、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武汉概括了新民营经济的八个新特征,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张燕生认为,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需要聚焦两大主题,一是如何培育和壮大新民营经济,一是如何提升和转型传统民营经济。过去40年来,民营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通常是政府不干预、充分减政放权、放水养鱼、藏富于民的地方。但现在处于经济新常态,草根长大的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瓶颈,过去民营经济靠低成本竞争,现在需要技术创新、体制创新,一些民营企业面临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能力不够的困境。
他建议,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要让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学子,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民营经济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一流大学的作用,举全力把武大、华中科大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成为知识型、研究型、创造型人才培养的大学。此外,武汉还要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通过调研发现,在一些民营经济发展好的地方,职业技术都蓬勃发展。(驻京记者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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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
不能靠自发而是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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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认为,将新民营经济定义为民营经济的迭代升级,是非常准确的。但这种迭代升级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自发的过程,而是需要政府的特殊推动作用。
张建华以市场主体举例:任何新经济形态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有一批适应新经济形态的市场主体出现,尤其是企业家主体,政府需要主动培养这样的市场主体。针对当前武汉打造新“四军”——新近毕业大学生、“海归”人才、科研院校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培育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创新创业主体,张建华认为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都不可忽视。张建华说,现在一些城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往往会注重培育龙头企业,以期形成市场的引领带动作用。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到,民营经济中更多的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所需要的是一个自由宽松的发展环境。培育新民营经济,政府要真正把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让企业办事中遇到的各种无形阻碍彻底清除,同时要建立有序的市场规范,传统民营经济的特征是粗放发展,但新民营经济一定是规范市场制度的产物。(记者肖畅)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薇
主动培育新的创业主体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薇认为,传统的民营经济的特征是“野蛮生长”,往往是量大但规模不大。现在整个中国经济环境不同以前了,尤其是进出口环境变化很大,靠以前的“野蛮生长”,民营企业很难有提升的空间。
她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整个中国经济从消费到需求出现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民营经济必然也会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比如创业主体的变化,高校师生、职业经理人、海归创业者以及下海的公务员,将会成为民营经济创业的最主要群体。区别于传统的“小商小贩”,新一代民营经济创业主体,将会是年轻化、高端化、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的人才。
邹薇认为,发展新民营经济,武汉的优势不少,比如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挂牌,对于本土民营企业而言,自贸区既可以更多地引进外资金融公司,也可以促进本土企业更好的走出去,这就是说,武汉的民营企业可以融入更加开放的发展格局之中。武汉科教资源雄厚,发展“新民营经济”要充分调动各种积极要素,当然人才是最关键的。
她建议,武汉未来要更注重优质项目的产业导向,武汉现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并举,引进的不是低端项目,而是有较高竞争力的项目。近来有许多具有标志意义的企业家频频到武汉来,可以看到武汉的民营经济前景是很被外界看好的。
另外,武汉现在推行“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政务改革,是民营企业家很看重的。民营企业家最担心的是办事效率高不高,“三办”改革是一个正面信号,让创业者和企业家对武汉的投资环境可以产生极大信心。(记者肖畅)